社科院賈康委員日前向兩會提出要調整稅制結構中由企業(yè)承擔的間接稅比重過高、先富階層承擔的直接稅比例太過低的問題。其實，這一稅制結構調整問題，不僅涉及到收入分配的公正問題，也涉及今后財政在彌補公共保障和公共服務欠賬時的開支可持續(xù)問題，更涉及到如何在生產領域讓企業(yè)擴大實業(yè)投資，把稅收從對生產過程的干預，轉向對生產結果和投資結果的貧富差距而進行稅收調節(jié)上。

　　現在國內的收入分配調整和擴大消費者培養(yǎng)的。

　　降低企業(yè)所承擔的生產過程中的過大稅負，轉向提高針對生產和投資結果造成的先富階層的財產和資本(投資)利得擴大稅收，就是可以既能讓企業(yè)有余力擴大生產和經營，同時又對最終的生產和社會財富分配結果進行公正調節(jié)的稅收模式。如果說因為對生產過程的減稅，導致了一部分企業(yè)利潤更多地流向少數人，那么通過面向個人的財產和資本利得加稅，就可以平衡這一弊端。房產投資稅、資本利得稅和個人財產增值稅，都是中國當前解決維持經濟增長和化解分配不公兩難矛盾時的最好工具。而且，這些面向個人的財富稅的分配效果，比對企業(yè)生產過程征稅更公平有效，還在于這些稅能夠把一些權力部門中的某些人員以不道德手段、通過非生產過程獲得的過高財富，一同進行再分配調節(jié)。

　　最近在英國，稅收政策部門已開始重提土地稅。這是在19世紀由古典經濟學家李嘉圖提出的稅種，因為它不拖累生產，但是還有再分配調節(jié)作用。而在中國，最近還有官員批評重慶和上海的房地產稅效果不佳。其實不佳的原因，不在于稅種本身無效，而在于稅率太低，而且對存量的投資性房產沒有征收。把稅收制度從對企業(yè)生產過程征稅太重，轉向對生產和投資分配結果的個人財富擴大征稅，是中國無法回避的稅制改革。而在征收技術上，無非是若干管理性的財稅軟件的普及，就可以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