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lton Friedman在1969年美國波士頓聯(lián)儲召集的“國際調節(jié)機制”(the International Adjustment Mechanism)研討會上談到一個重要觀點“匯率是抵消貨幣干擾的唯一有效的調節(jié)機制”，這一“武斷”的米氏論斷并不多見，在其“通貨膨脹無論在何時何地都是貨幣現象”中曾經出現過，足見其深思熟慮。此次研討會正值美元和黃金雙掛鉤的布雷頓森林體系處于風雨飄搖之際，各國疲于應付國際收支失衡，在既定國際貨幣體系和匯率制度下內外失衡難以自行出清。

　　如何構建新的貨幣制度框架已然箭在弦上。頂尖的經濟學家們熱此不疲的討論和發(fā)表觀點，參加這個研討會的有提出著名的“特里芬兩難”的Robert Triffin、提出著名的“蒙代爾—弗萊明模型”的J. Marcus Fleming，還有出版著名的《西歐金融史》的金融史學家Charles P. Kindleberger等。此次研討會之后不久，1973年主要發(fā)達國家紛紛轉向浮動匯率制，以匯率浮動作為國際收支的新調節(jié)機制，這恰是印了Milton Friedman的論斷。

　　然而時隔不久，20世紀80、90年代以來，全球主要發(fā)達國家出現了廣泛的程度不同的匯率“調節(jié)之謎”(Exchange Rate Adjustment Puzzle)，即匯率并沒有如經濟學家和政策制定者所愿發(fā)揮調節(jié)國際收支失衡的作用，出現了“彈性悲觀論”(Elasticity Pessimism)，美國和日本是最典型的案例，這似乎讓Milton Friedman的論斷蒙上了陰影。

　　這些理論進展的作用類似于打開了價格理論的“黑箱”，但并沒有抹平匯率作為國際收支調節(jié)機制的功能。這也充分說明了一個鐵律：經濟學理論在紛繁復雜、一日千里的經濟演化中需要不斷創(chuàng)新和發(fā)展。

　　中國的貿易順差連續(xù)10年快速增長，為全球側目驚嘆，IMF將其定義為大型持久經常項目順差(Large and Persistent Surplus)。于是，人民幣升值與巨額貿易順差的歷史場景構成了人民幣匯率“調節(jié)之謎”。該書系統(tǒng)地評估了2005年匯改以來人民幣匯率對貿易失衡的影響，以匯率的兩個角色——成本和金融資產價格為邏輯起點(前者是實體經濟屬性，后者是貨幣金融屬性)，建立結構清晰、邏輯嚴謹的分析框架，其核心是匯率對貿易收支的調節(jié)機制。

　　對于匯率的貨幣金融屬性，該書將貿易項下的“熱錢”理論化，分析其形成機制并實證研究其影響因素，有助于理解當前外匯儲備的異常波動現象。從理論角度看，該書是一個較為嚴謹的理論應用與嘗試，在轉型經濟視角下解謎突出了中國經驗的一般性和特殊性。從實踐角度看，該書是一個中國金融改革效果的實證性研究，計算了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升值1%，美元計價的貿易順差下降0.77%，為中央銀行評估和制定匯率政策提供了參考。

　　十八屆三中全會將人民幣匯率體制改革和資本項目對外開放列入金融改革的重點領域，金融業(yè)對外開放進程加速已是未來的趨勢。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推進必將為經濟學提供更為豐富的研究素材，如何在理論研究上兼收并蓄、拓展和增強主流理論的應用，不僅考量學者對經濟學理論的領悟，更是反映學者對經濟現象在廣度和深度上的理解。只有將兩者緊密地結合起來，才能對理論有所貢獻，對政策制定者有所啟發(fā)。以上是我讀了《人民幣匯率、貿易平衡與政策選擇》的感受，與讀者共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