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3月17日于北京舉行的“中國發(fā)展高層論壇2012”年會上，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黨組書記、副主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劉鶴稱，中國經濟崛起應歸于充分汲取“文革”教訓，堅持推進市場經濟的改革，堅持推行對外開放，正確發(fā)揮政府應有作用、堅持中國特色的改革路徑。

　　此次年會是經國務院批準，由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主辦，中國發(fā)展研究基金會承辦。

　　自2000年設立以來，中國發(fā)展高層論壇已連續(xù)舉辦了12屆。此次年會時間為3月17日至19日，是全國“兩會”閉幕后首個國家級大型國際論壇，是中國政府與國際商界領袖、國際組織和中外學者之間重要的對話平臺。

　　中國經濟成功不能歸于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成功

　　“有些學者根據中國應對金融危機的做法，把中國經濟成功歸納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模式的成功，我個人認為，這種看法可能不太符合實際，也容易產生誤導。”

　　據財新網報道，針對有些學者根據中國應對金融危機的做法，把中國經濟成功歸納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模式的成功，劉鶴說，“我個人認為，這種看法可能不太符合實際，也容易產生誤導。”

　　劉鶴解釋道，在應對本次國際金融危機過程中，當全球經濟處于自由落體狀態(tài)的時候，中央政府不得不進行大規(guī)模的直接干預，取得了很大成績，但也確實存在一些問題。這些干預只是應對危機的短期做法，并不能用于概括和解釋30多年來中國經濟發(fā)展的全部實踐。

　　就以往中國經濟發(fā)展取得的成功，劉鶴進一步指出，有五點因素可能值得高度重視。

　　從歷史的角度看，中國改革開放發(fā)生于十年所謂“文化革命”后，對“文化革命”負面作用的反思和從中得到的經驗教訓推動了中國的發(fā)展。正是因為1966年到1976年的十年“文革”，也正是因為當時中國國民經濟走向了崩潰邊緣，使得中國堅定地放棄了原來的政治路線，在鄧小平先生領導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定不移地選擇了改革開放的道路。這是劉鶴提到的第一點因素。

　　第二點因素則是放在時代背景上來看。劉鶴認為，中國堅定不移推行對外開放，發(fā)生在第三次技術革命以后，這恰恰趕上了發(fā)達國家勞動力成本上升后跨國公司在全球重新配置資源的歷史機遇，在勞動力資源豐富、廣大人民群眾希望通過艱苦奮斗改善自己生活的強烈要求下，中國經濟獲得的稀缺資本和當時適宜的先進技術，迅速地融入了世界經濟分工體系，獲得了自己的比較優(yōu)勢，并且成為全球的制造中心。

　　從激勵制度的安排來看，中國重視發(fā)揮市場機制的重要作用。“雖然在改革初期對計劃和市場的關系進行了廣泛的辯論，但實際上改革的成功試點恰恰遵循了市場經濟最基本的規(guī)律。這在中國農村家庭聯(lián)產承包責任制和國有企業(yè)改革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這主要包括界定和保護相對的產權、承認和激勵人的物質利益動機、由市場主體根據價格信號決定生產什么和生產多少。在越來越多的產業(yè)推動公平競爭，實現所有制結構的多元化。”這是劉鶴談到的第三點因素。

　　在中國經濟取得成功的過程中，政府究竟起到了怎樣的作用?劉鶴認為第四點因素則是“正確發(fā)揮政府應當發(fā)揮的作用”。他說，在中國，我們一直認為中國和市場的關系是互補的，在經濟發(fā)展的不同水平和商業(yè)周期的不同階段，兩者的互補形勢有很大的區(qū)別，但是總得來看，中央政府在保持宏觀經濟政策穩(wěn)定和引導結構變化方向上一直起著重要作用，同時逐步減少對經濟活動的直接干預。與此同時，地方政府對經濟發(fā)展注入大量精力，由此形成了地方經濟的競爭對國民發(fā)展也提到重要推動作用。

　　就第五點因素，劉鶴認為，中國選擇了有中國特色的改革路徑。在保持社會政治制度穩(wěn)定的前提下，中國的改革始終注意中央政府的統(tǒng)一領導和基層積極性的有機結合，改革總體有序可控，而沒有進行大規(guī)模的“休克療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