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的本質，就儒家而言，是“安人行為”;就法家而言，系“功利行為”;就道家來說，是“自然行為”;就墨家來說，為“利他行為”;就易學的觀點來看，是“人道行為”;就宋明理學的觀點來看，則為“循理行為”。

　　由于時代的變遷，我們不可能完全依據(jù)某一家的思想來建構中國式管理的體系。但是管理必須做到孔子所說“一以貫之”，才能夠前后呼應，步調一致，所以不可能完全沒有體系。實際上，中國思想的總源頭是“易學”。陳立夫先生指出“儒學思想是來自周易，道家思想來自歸藏易，墨家思想是來自連山易，其它各家亦皆淵源于易”，可見諸子百家，莫非“統(tǒng)之有宗，會之有元”。錢穆先生曾以王弼為例，說：“從來認為易經(jīng)里面是儒家思想、老子是道家思想，那么王弼著這兩部書，是用老子思想來注易經(jīng)呢?還是用易經(jīng)思想來注老子的?”錢先生并且說明“宋代的儒家及理學家，他們反對道家、反對佛教，但是教人讀易經(jīng)，還是叫他們先讀王弼注”，以推定“王弼思想還是從易經(jīng)來的”，因為“他所宗是孔子，但他又注了老子”，“孔子、老子之上還有元，在王弼講來，就是周易了”。

　　如果覺得易學難懂，甚至一時無法入門，那么，以儒家思想為主流，道家、法家和墨家思想為輔，也可以建構出“一以貫之”的中國式管理體系。這樣，說起道理來，才不至于前后矛盾，簡直不能“自圓其說”。

　　事實上，這些爭論大部分停留在“管理科學”層次。因為科學無國界，從管理科學層次來檢視，確實沒有美國式、日本式管理之分，因此也就沒有中國式管理。若是由“管理哲學”層次來分辨，則“硬件相類似，軟件頗不同”，中國式、美國式或日本式管理，昭然若揭。{page_break}

　　找到中國式管理之后，大家便全力推出自己六大型態(tài)：

　　(一)企業(yè)型。企業(yè)界起初心存觀望，不承認自己實施中國式管理，唯恐被視為落伍，破壞企業(yè)的形象。后來逐漸有些企業(yè)，嘗試著樹立“中國式”旗幟，甚至開拓外銷市場，已展示“中國式管理”的實力。

　　(二)日儒型。有些人認為日本人對于中華文化研究得比中國人更徹底，同時日本式管理的理念也絕大部分源自中國，因而大量引進日式儒家文化，宣導“中日同文同種”，運用日人研究成果，建立中國式管理。

　　(三)史料型。將我國歷史上的管理事實，當作案例來分析說明，進而指出中國式管理的途徑。到目前為止，仍然停留在片段史實的整理，尚未臻于系統(tǒng)化的建構，仍有待于整理成更具體可行的中國式管理。

　　(四)實證型。采用問卷及訪問的調查統(tǒng)計結果，說明中國式管理的真相。實證的過程，可信度相當高。但是這種研究方法，有其一定的效用，對于中國式管理理念的探索，價值的判斷，以及體系的建構，就無能為力，必須做更為深入的研討，才能獲得更佳的成就。

　　(五)自創(chuàng)型。不依據(jù)史實，自創(chuàng)一套中國式管理。其實是一種新的管理方法，與中國式、美國式或日本式無關。但是，也有人依據(jù)傳統(tǒng)，卻要加以根本的改變，本質上更近乎反對道統(tǒng)，徒然造成觀念上的混淆。

　　(六)現(xiàn)代型。中華道統(tǒng)貴在“日日新，又日新”，走“繼舊開新”的途徑，從傳統(tǒng)中走出中國現(xiàn)代化的管理，亦即先做真實的中國人，再進而改善創(chuàng)新，而非“沒有根底”或“毀根式”的求新求變。

　　不論那一類型態(tài)，最后能夠突顯出中國式管理的特征，才是名正言順的中國式管理。否則不過徒托空言、有名而無實。因為管理不是萬靈丹，沒有一種管理世界通用，也就沒有一種中國式管理得以全中國各行各業(yè)通用。各國管理，無非大同小異：物質層面亦即看得見、摸得著的有形具象，大體相同;精神層面亦即看不見、摸不著的無形特征，則互有差異。

　　我們可以這樣說：中國式管理并不計較采用那一種形式，因為中華文化具包容性，什么形式都能夠容納。但實質上務須確能安人，使組織成員在安心愉快的氣氛中，把工作做好。實際上，臺灣地區(qū)現(xiàn)有企業(yè)組織都在實施中國式管理。所差異的，只是純度上的不同而已。中國人最善于應變，形式方面要什么有什么，盡量按照企業(yè)主的要求，所以看起來紛然雜陳。實質方面卻有不同比例的調整，所有美國式、日本式的管理，到臺灣已經(jīng)入境隨俗，變質為中國式管理了。只待時機來臨：中國式管理形象轉好，大家才會宣稱自己徹底實施中國式管理。